片中通过日本与中国两对父子情的对比描写，充分表达出张艺谋对父子情的解读。而新任“谋女郎”蒋雯则在片中饰演一位旅行社日语翻译，据悉这次的角色在片中戏分不算多，也不会与男主角有感情戏，但其中还是有几场与高仓健较重的对手戏。影片看似美丽的爱情故事，实则全篇都充满着浓郁的父子情……

　　在《英雄》、《十面埋伏》这两部赚钱挨骂几乎一样多的商业“巨制”之后，张艺谋相当完美地完成了一次转身，《千里走单骑》是他自《活着》之后多年来罕有的艺术片佳作。我们应该相信，当张艺谋不再去思辩那些空洞而混乱的庞大概念，不再偏重追求震撼观众的感官与好奇心理，他仍然可以做出一部好看的电影。

　　张艺谋与高仓健的合作，包括拍摄前更长的交流磨合，实际上用了五年多的时间，这个制作周期对张艺谋来说也是极其罕见的。但是，正是这种交流磨合，使得这部由两个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电影人协力完成的作品，呈现出了圆融的面貌。作为与外国合拍片，《千里走单骑》可以算得上中国电影迄今为止的典范。

　　合作的成功，就在于《千里走单骑》既是张艺谋的电影，也是高仓健的电影。以任侠、硬汉形象成名的高仓健，在晚年以温情长者面目示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千里走单骑》与他此前的《铁道员》、《萤火虫》一脉相承，几乎可称为三部曲的最终章。同时，《千里走单骑》从影像美学到人物描写，又很容易看出浓重的张艺谋色彩。高仓健自己也称，和张艺谋学会了一个中文词语“一根筋”，固执的老高田和秋菊、魏敏芝一样，属于那种坚定的“一根筋”。

　　无论是谁都必须承认，张艺谋是个乐于并勤于思考的导演。尽管他在《英雄》中对一些抽象理念的解析值得商榷，但当他回归现实生活，回归基本的人类情感，他的能力不容否认。在《千里走单骑》中，张艺谋再次利用了假面剧这样一个民俗性载体，而这可能是他利用得最为恰到好处的一次，没有“奇观化”，也毫不做作。假面剧对于影片的主题发掘，有着强烈的呼应，特别是配合起两对父子之间的感情细线索，真正起到了对观者动之以情、醒之以思的作用。

　　从他导演的《有话好好说》和出演的《秦俑》，不难看出张艺谋在喜剧幽默方面的才能。《千里走单骑》亦然，片中叫人忍俊不禁的长眠在所多有。《千里走单骑》的不少喜剧效果来自异文化的接触，这令人联想到另一部影片，在奥斯卡奖评选中曾大出风头的《迷失东京》。两部影片都涉及了异文化的碰撞，以及在失语状态下的人的处境，但各自得出的结论极为不同。《迷失东京》着力展现人的孤独，人与人之间隔膜的难于打破，最后以无奈收场；《千里走单骑》则刚好相反，高仓健与中国农人的交流“障碍”反倒成为促进他们心灵沟通的有利因素，并由此突破了阻梗父子的心结。这个分野，不但是作者对人性的悲观乐观看法歧异，更折射出不同哲学文化背景的不同。张艺谋的东方式人伦理念，在《千里走单骑》中得到了全面展现。虽然他曾长期遭受“投西方所好”之讥，但张艺谋的思维本质，归根结底一直是中国的，东方的。

　　张伟平对于《十面埋伏》的“不哭退票”说，起时更应该用在《千里走单骑》身上。而且，这部影片的票房业绩也应该不会比前两部高度商业化的武侠片逊色。明年1月28日，《千里走单骑》将在日本公映，突破《英雄》的纪录决非不可能。首先，高仓健作为日本唯一的天皇巨星，票房号召力具有全民性，此前的《铁道员》等片就是证明。其次，张艺谋凭《英雄》和《十面埋伏》的声势，已经在日本形成了一种品牌效应。两者相加，实力自然倍增。

　　在名利之外，《千里走单骑》的第三个收获，是它正当其时地在中日关系恶化之际出炉，对加深两国的文化交流，缓解民众间彼此“不怀好感”的趋势具有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这也是日本经团联主席、丰田会长奥田硕与中国驻日特命全权大使王毅特别发起并出席“中日友好《千里走单骑》放映会”的原因。对促进不同民族的心灵沟通而言，艺术作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具有不可替代的功效。

　　《千里走单骑》自开拍以来一直对外保持着严格的戒备状态，据参加过拍摄的群众演员向记者介绍，剧组在拍摄外景过程中，离拍摄现场二三十米处都围着黄色警戒线，更有警察在现场帮忙维持秩序，而在一些重要场景的拍摄过程中，剧组还用大布将拍摄现场四周围住，以遮挡外人的视线。

　　对于这些前来拍摄的群众演员，剧组的防备依然没有放松，每个群众演员都被事前通知，除了与导演合影可以被准许以外，绝对不许拍照，如果有人在拍摄现场使用了相机被剧组发现，剧组工作人员会一张一张地检查，看到有拍到现场的图就会被删除，而如果使用的并非是数码相机而是普通相机，则整卷胶卷都有可能被剧组没收。 

　　剧组在丽江古城挑选了大量的群众演员，记者在丽江采访期间几乎每天都可以碰到一位曾经拍摄过《千里走单骑》的群众演员。而当地一位旅店老板告诉记者，《千里走单骑》剧组的工作人员经常到各家小旅店去找群众演员，他们会让旅店老板帮忙推荐人选，演一天的戏剧组会给40元的报酬，但前提是这个旅客必须要在旅店居住5天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