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废墟中，历史物质地融入了背景之中。在这种伪装之下，历史呈现的与其说是永久生命进程的形式，毋宁说是不可抗拒的衰落的形式。寓言据此宣称它自身对美的超越。寓言在思想领域里就如同物质领域里的废墟。”
    
    ——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
    
    
    《艳粉街》是《铁西区》的第二部。艳粉街的名字由来于一个传说：一个有钱的大户人家的丫环死后葬在了此地，所以这里就被叫做丫环坟，后来改名为艳粉街，——一个很容易让人联想是女性出卖肉体的地方，它与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之间的想象已经决定了这里社会边缘人的地位。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之间，这里居住的大部分人都是从关里来为日本人的工厂做工的工人，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从农村回到城里工作的部分知青在此安家，现在艳粉街绝大部分居民为铁西区各工厂的工人。我们在电影里看到，那都是一些低矮、破败、简陋如窝棚般的建筑，里面有病了的母亲、疲惫而失落的父亲、年迈了的祖母和无法在狭小空间里安顿自己的不安分的孩子们。
    
    与这些衰败的房子形成对比的正是这群十七、十八岁的少男少女，他们的青春、爱情、欲望、欢笑、嘻闹成为这个晦暗背景中的一抹亮色，仿佛是每天升腾在屋顶上的云彩。虽然他们无所事事地整天在堆满积雪与垃圾的社区里游荡，但他们的出现还是为这个沉沦中的街区带来对生命活力的希冀，他们代表着这个街区最有生命活力的群体，这构成《艳粉街》上半部分的主要内容。导演仔细地观察这些在最敏感年龄里的孩子们对生活现实的理解和表达，——“我和他们在一起，也使我不断地在思考我自己过去的生活”，看着那些孩子整天在街上走，他们的青春在怎样的状态下消失，他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这其实是既可以预计，又无法预计的。然而他们的愿望，他们用自己的本能和天性对那些美好事物的朦胧意识与追寻，其实是导演寄托希望的所在：人总是要去追寻他生命中的东西。但是，对于《铁西区》来说，这并不意味着一种轻易的托交，王兵不得不追问的是，这些希望到底是否靠得住？青春和希望是很容易像朝露一样地逝去的，特别是以物质的贫瘠和精神的贫瘠为底色，在人的命运被一种巨大的异己的力量所左右的时候。片中有两个大男孩在一起讨论他们以后可以干什幺：
    
    ——我也不知道，干啥你问我干啥去，我不知道干啥去。
    
    ——一点理想都没有，跟我一样啊。
    
    ——妈你那个逼样说我干啥呀！
    
    ——跟我一个逼样啊，一点理想都没有。
    
    ——啥理想啊……
    
    ——操你妈！
    
    ——是啥理想啊？
    
    ——啥理想啊，啥理想啊！
    
    ——我这不是跟你聊天吗？
    
    ——当饭吃啊？
    
    ——啥理想啊。
    
    这个男孩子一边说他一点理想都没有，一边露出了在王兵看来“特别迷人”的笑容，这笑容鲜花一样盛开在一个虚无的未来中，构成了一种奇异的悖论，----它命运般笼罩在这些少男少女的身上。一个本来在这群男孩中最受宠的女孩，因为和男朋友闹矛盾，被所有的男孩子们离弃了，王兵拍了一个长长的镜头，她一个人站在那里，其他的人都走了，——王兵突然就觉得，青春的东西已经消失，好多东西都消失了，再也没有了。《艳粉街》的结束部分正好也是整个影片最后一次的拍摄，在厚厚的积雪的街道上，大部分的房屋已经被拆成了废墟，昏暗的路灯，一个大男孩从屋里走出来，茫然地眺望着这片曾经熟悉的荒漠，它寂静无声。 
    
    《艳粉街》的英文名字被翻译为“废墟” （Remnants），影片的后半部分表现的就是这条街的死亡，它是怎么从一个工人们日常生活的领域成为被拆迁的废墟。拆迁是为了招商引资，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镇都在实施拆迁，这是当代中国的醒目景观。旧的拆掉了，新的在哪里呢？对于铁西区的工人们来说，拆迁意味着从公共生活到日常生活的全面解体。生活变得无处着落，因为失去了全部的物质寄托。工人阶级被拆散了，被无法掌控的力量发配到彼此不知道的地方去了。工人阶级主体性的丧失表现为自我意识的失语，过去所熟悉的生活分崩离析了，日常生活领域无法抗争地沦陷与失落了。在物质的巨大废墟上，是工人阶级无言的精神的废墟，它的荒凉犹如烟花后的天空，记忆中的繁华如落在雪地上的爆竹的碎片，使得无边的黑夜和虚空变得触目而惊心。 
    
    其实，铁西区的工业化最早见证的并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而是日本以军国主义出现的扩张与侵略的资本主义。正是由于它在亚洲特殊的地缘政治，使得它成为新中国苏联援助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从战败的法西斯德国没收的机器成为新中国工业化的开始。世界历史的风云际会使得铁西区成为人类二十世纪“热”战与冷战的见证，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激烈交锋的锋面：它以工业化为历史的战场。东北，从大清帝国皇家命脉的风水宝地，到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的白山黑水的战场；从新中国第一代钢铁工人与石油工人的诞生，到志愿军抗美援朝雄赳赳气昂昂保家卫国跨过鸭绿江，它硝烟弥漫，血迹犹在， 一幕幕历史的悲喜剧在这里被书写，——纪录片《铁西区》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幕，由于动迁的缘故，近年来铁西区仍不时有大批日本人遗留的锈迹斑斑的炮弹和被怀疑为军队医院的地下建筑被发现。《铁西区》因为迭印了所有这些历史的沧桑印迹而使我们动容。
    
    是工业优先于农业的现代化诉求，更是反抗资本主义掠夺的全球霸权，决定了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与西方不同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六十年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是铁人王进喜，一位贫苦农民的儿子，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铁人精神表现为“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中国现代化工业发展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能源和钢铁，这是现代工业的第一要义，因此石油工人和钢铁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辉典范，这就不是偶然的了。为国家炼油炼钢的“主人翁” 精神成为对工人阶级主体性的构建，它表明中国工人阶级主体性的获得是与国家民族工业的实现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在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实现的。因此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绝不意味着对专制的怀念，而毋宁是对以第三世界被压迫者的民族主义精神反抗西方资本主义霸权的主体意识的呼唤，正是在这样的主体意识中，中国工人阶级获得了自己的国家和在国家建设中的历史主动性。被压迫者的当家作主的感觉一旦获得，它就永远不会也不应该被忘记，——这正是今天的社会主义无法被抹杀的重要遗产。
    
    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一直内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而中国对现代化的渴望是被飘洋过海的帝国主义枪炮教训出来的，因此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早期现代化首先是建立在对军事工业现代化的诉求上，就丝毫也不奇怪了，它只是证明了一个历史的逻辑，对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需求对于要把自己锻造成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国来说，是在近代史的开端就注定的宿命。它已经先在地成为新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历史动机。中国对工业化与民族国家的需求同是近代史的产物。所以，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并不只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已经陷入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中，不管是农业还是工业，中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靠“自由”市场其实已经完全不可能。在三十年代中国农业和民族工业深陷危机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界进行了现代化和工业、农业问题的大讨论，当时的代表性观点认为，中国人要想“挺起腰来做人”，就得不避艰苦，向工业，尤其是向重工业迎头赶上去，方可把中国从根救起来。然而，自由主义者胡适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现代化最重要的在于怎样建设一个站得住的中国，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占一个安全平等的地位，因为无论是工业现代化还是农业现代化在没有主权的国度里都无法实现。由此我们才能理解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宣言会如此响亮：“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的概念本来就只有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里才是可以成立的。
    
    犹如铁西区的历史曾深刻地打着苏联的烙印，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与苏联的关系。新中国与苏联的历史有着没有被足够重视的相似，那就是他们都是由农民革命所推动，同时又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夺上。无论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旧时代和它的子民们不堪忍受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反抗的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的工人阶级都是农民的儿子。而相反，凡是工人阶级力量强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都不能发育成熟。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出现，其实都是其民族资本主义失败的结果。历史并不是没有给予中国和俄国发展市场资本主义的机会，而恰恰是这种发展导致了社会的分裂，正是资本主义对农民的排斥和掠夺，产生了农民的反抗和社会危机的爆发，从而使得社会主义得以诞生，——社会主义成为另一个现代性的替代方案。而凡是民族资本主义能够取得胜利的地方，社会主义都失败了，美国之所以有工人运动却没有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它没有农民革命，没有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与文明对资本主义的抵抗。这或许正是为什幺在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最残酷的是法国大革命，它其实是被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后的英国所推倒的，——世界革命的多米诺骨牌由此开始。在这个欧洲大陆传统农业最强大和最富裕的绝对主义国家里，80%以上是农民，这绝对不是一个应该被忽略的问题。因此，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关系，依然是今天需要探讨的复杂而重要的问题，它的历史意义远远没有被穷尽。沃勒斯坦在《自由主义之后》中认为法国大革命中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主义不过是激进的自由主义。现在看来，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应该是一个值得比较的课题。不是马克思所期望和设想的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不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条件下的反资本主义革命，而是资本主义在它所确立的过程中所激发出的旧世界的反抗，恰恰是这种革命运用了社会主义的旗帜并获得成功，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其实都不是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结果，而是农民革命的结果。在因此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既是被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所赋予的，也是被现代性的历史动机所赋予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优越却以农民阶级的被剥夺为前提和代价的，推动革命走向胜利的农民却成为被剥削的对象，这是怎样的历史悖论！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是用国家的力量发展资本和现代化，因此，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对农民、农业的掠夺和剥削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英国还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苏联，都是同一个历史动机的不同演绎。
    
    由于新中国要在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无法依靠市场来完成，它产生了以国家资本的形式对农民、农业的过度汲取，造成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日益深刻的分裂，——这依然是今天中国社会最严重的危机。但是它并不只是社会主义的危机，而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被迫接受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逻辑结果，所以毛泽东时代努力解决却无法完成的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三大差别”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城乡二元的问题是自晚清以来中国现代性悖论的现实展开。出身农民并对底层有深刻同情的毛泽东却必须用国家暴力来建立城乡对立的体制结构，来保证国家的汲取以实现民族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同时又不断地用社会意识形态动员的形式希望消灭三大差别。毛泽东的悲剧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悲剧是植根于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历史与问题之中的，而不能仅仅在中国社会主义内部来理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实是中国版本和社会主义版本的原始积累与“工业革命”，对于中国的工人阶级来说，他们主体性的获得与失落都与此相关。其实，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发只是用另一种国家设计：市场经济，去继续完成这个追赶现代化进程。为发展现代化而建立的新中国，其政权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现代化的发展之上，这是民族国家一旦建立就无法违抗的天命，是五十多年来新中国建立的目的与合法性的基础。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和今天的加速发展现代化，体现的是同样的历史逻辑。今天的中国引进外资和工业化指标成为对地方官员政绩的考察，这导致统计数字泡沫化的重演，这是同样的“大跃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然而，中国的现代性悖论已经再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以“民工潮 ”现象和工人抗议活动为表现的社会危机。今天中国工人阶级在市场经济中的命运悲剧，是以社会主义形式出现的现代性悲剧的体现。历史的悖论在于，当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工业革命”以计划经济的形式完成之后，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却分崩离析了。工人阶级不再是创造价值的主体，他们成了被资本放逐的对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降临了。但是，正如很多研究者所指出的，没有毛泽东计划经济时代三十年的高强度积累，就不可能有邓小平改革开放实现市场经济的物质条件。在这个高强度积累的背后，是中国最广大的工人和农民为国家的“现代化”所付出的极大代价。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个代价不但没有被抵付，反而被抹杀了，“现代化”成了外在于他们的异己的力量。
    
    今天，中国东北工业的衰落意味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民族国家承担自我锻造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一个时代结束了。铁西区，这个艰难而痛苦地承载了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民族国家重工业发展历史过程的地方，这个在今天的中国被改革开放的市场话语叙述所压抑的工人阶级的历史，因为这部叫做《铁西区》的纪录片而被照亮，并灼痛了我们的记忆。
    
    王兵在拍他的纪录片的时候，一直在想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造这么大的工厂，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时代的理想？为什么整个国家，在那个时期，牺牲个体的一切其它东西为它服务。为什么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还是崩溃了？
    
    《铁西区》的确让我们无法逃避地置身于这些历史的拷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