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是陆川继《寻枪》之后的野心之作。因为《寻枪》的好评伴随着大多的杂音，如姜文的阴影、与日片《野狼犬》的雷同以及摄影师的出位表现等，这回陆川可谓憋足了劲要发泄一下，证明点什么。事实，这部影片也确实体现了这样一种心态，以及关于陆川还有中国电影的种种可能。

　　我们知道，在中国体制内要拍一部好电影，总要面临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双重规避。如果只是为挣钱，大可如张艺谋只关心爱恨情仇(《十面埋伏》)徐静蕾重拾风花雪月的事(《来信》)。鼓捣历史剧时装剧，只关心“解放前”中国发生了什么是由来已久的策略，对照电视剧市场历史剧宫廷戏一枝独秀(涉案剧、红色经典被查整)的现实，此中玄机想必不点破大家也已窥透几分。这样的作品，很容易被评论指责空洞无物，无视现实，似乎多数有创作野心的导演都不甘心过早的去走这一步棋。陆川亦然。

　　但丝毫不考虑商业因素，固执诚实的直面现实生态，又是何其之难。如朱文的《云的南方》，王超的《日日夜夜》，虽作出删改或稀释主题的妥协以至通过，但难以上映的厄运，比从前制作地下电影时又能好多少？如贾樟柯的《世界》刘冰鉴的《春花开》都试图在叙事方式的多元化或明星效应(如刘晓庆)等方面引入一些商业元素，以讨好观众，但影片非主流的题材和美学态度距大众口味之遥远，何止里计，难上院线似乎也非意外之事。

　　陆川自《寻枪》起，似乎就打定主意与上面种种区别开来。他想做的是“主流”电影，这个主流并非一定是直指商业与受众的，但却始终是在不与主流及官方价值为逆的前提下，保持着某种暧昧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往往是介于合谋与利用之间。拿《寻枪》来说，“警察丢枪”也是个蕴藏很多叙事可能的出发点。但导演只选择在“枪”上做文章，而与警察、体制、秩序、控制等敏感但有趣的主题擦肩而过。于是，《寻枪》之于现实的无能和无视，还步如拿“找狗”说事的平民故事《卡拉是条狗》，它只是在一番绚目的烟火和一阵漫无目的的空枪之后，说了个男人的危机问题。警察身份似乎只是为了在剧作上解决主人公“合法持枪”进而失枪的这个前提。

　　《可可西里》对于玩策略显然比前作来得圆熟。有个道理很简单：耍小聪明，砸了叫机关算尽，没落下话柄，就只能叫高明了。同样的，电影所表现的是否是实在的现实并不重要，其实只要让人看着很“真”。《可可西里》就是如此，不再有大牌明星压阵，换上一批非职业演员和几个貌似非职业演员的职业演员，又全部在实景拍，更重要的是以“取材真实故事”的名义。这样质地的东西，其实中国电影此前并非没有涉足。田壮壮在电检严苛的80年代就曾为逃避审查，而拍摄一批有关藏民生存环境的严肃影片，如《盗马贼》《猎场扎栅》。但两者相较是那样的不同。如《盗马贼》讲了一个因贫困所逼不得不顶着压力一再盗马的男人，最后平静的死在草原上。这个切入点跟《可可西里》可以说有点相对--“盗”与“禁”的立场，陆川选择了后者。尽管《可可西里》里边也涉及有一个类似的角色，作为映衬，处理得也很平实。但毕竟谁死在观众和剧作的情感倾向中，这是个大问题。面对审查则更为关键。

　　其实《可可西里》这么做，并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又回到了《寻枪》避重就轻地对故事和现实的选择上了。导演貌似是用胶片去“还原”了一个“残酷现实”。但处理上却并非真这么“实在”。技术上表现出前作即有训练有素，而非真正的朴实。影片以类公路电影的思路时间为线索呈线性铺开，着力表现的是一次旅途刊刻的抓补行动。虽行程中，逐渐通过聊天、探问、目击揭示了一群人的“模样”。可过于讲究冲突与刺激的类型化叙事，不可避免的削弱了对这些人本真的关注。影片的关注重心是突发事件，是横死，是死之形态的多样化的展示。而非柴米油盐，内心情感，常态生活。一句对白“他一个人驻守2年了”或者“与女人生离死别的情欲戏”就草草打发了这些其实更生动更原真的生命。而作为影片真正的主角之一的可可西里壮美雄奇的风景，出尽风头，耗尽笔墨，喧宾夺主。只因恶劣的生态，在美仑美焕的视听效果中被美化，作为奇观它充分满足了白领观众多喜幻想与涉险的欲望。可想，影片给观众的影像多数会是“我什么时候也要去玩”。而黄沙没顶的奇观更是将煽情与猎奇发挥到了极致。环保主题，这个主流价值才会给予关注的玩意，也显然比片中父子三人没饭吃了不得以盗猎来得重要。这是创作者选择，或言规避，出于商业考虑。

　　故事本身源自一个带有义举性质的　“真人真事”，因此无论如何发挥都让显得有说服力。但说到底，这是个仍然抹不去主旋律色彩的好人好事型故事。只是不似《孔繁森》拿官家人说事过于直接露骨而已：对于里边主人公为谁而死，死得是否值得，队员们亲属态度，政府部门等等更为现实问题，影片其实都未做除碰。仿佛他们只是一帮如“水浒好汉”般的江湖浪子，无牵无挂，正常生活秩序里的一切都被忽略/遮蔽掉了。影片以国家设立自然保护区作结，而因卖羊皮而被捕的队员亦被释放。一个看似无政府主义的叙事最终还是落入了政治的局里，结果得出“好人有好报，从善如流”的中庸保守观点。细究起来，牵强和附会得着实可以。说白了，导演回避了剧中人物的种种更为尖锐的“现实”，而只是选择展示了对观众而言已经足够、且不触碰敏感现实的所谓“现实”。最终，“残酷”的只是之后得到政府解决的艰苦客观工作条件，或者非社会现实的可可西里无情的流沙、可夺人性命的寒冷。但问题是，生活困境不解决，盗猎怎能休止？说到底，《可可西里》又打了次漂亮的擦边球，将问题转借、简单化，展示了一些，却遮蔽了更为刺痛的另一些。

　　但这么做的好处比比皆是，评论商业都兼顾不说，更重要的是审查时能一刀未剪(包括非“正常”男女关系的热辣情欲场面)。

　　但话说回来，不得不佩服陆川是个极聪明的剧作者。因为他还确实展示了一些，比很多虚伪的作品要胜出许多。影片中一笔带到的问题其实也不少。有意思的是，片中主人公虽然并非官家人，实际效果却与官家人无异，至少他们可以抓人，可以随便开罚单，将罚款作为己用，还可以将收缴物品变卖等等，理由是经费紧张。这其实有趣得紧。他们其实是分享并使用着权利的碎片，做着半官半民的事情。所以个中制造出许多的灰色地带，对权利的讽刺与调侃看来莞尔。

　　笔者尤其想说的还有一个，就是故事本身意外的寓言性(这也许是个巧合，但却更有趣)。个人感觉“盗猎者--西方市场”与“捕猎者”的关系暗合了中国电影体制内外电影制作的现状。陆川一向视地下电影为异己，在影展争取国际声誉的过程中屡屡与地下电影火并，始终力不从心，怨言早已有之。如今，让主人公在片尾壮烈一把，也算道出生不逢时之苦水了。但作为弥补，在体制内站住脚跟也算值得了。毕竟，《可可西里》应该会是官方认可的“政治性，艺术性，商业性”三性统一的好作品了，今后定可当教材推广。

　　另外，对于导演大演苦情戏，卖弄拍摄之艰难我觉得有点不可理解。创作中吃苦，当是拍电影的职责。如今拿拍摄的危险来说事，难免有点功利。前有《盲井》实景拍摄地下私人煤矿之壮举，亦是如此。客观的说，群众演员也好，普通工作人员也好，都是人，来拍戏也只为糊口，作品好坏与他们的未来没有什么更多关系。他们做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但谁也不想为了个片子把命搭上。片子成就，得失无非导演和投资人，或者个别演员。要人拼命，也要买保险吧。这是对人的尊重问题，与艺术无关。听闻，拍摄时演员下河一镜，完成后也没有采取任何保暖措施。这种态度实在与主创嘴上说的一套不符。拍摄中美术指导离开，后被导演指责不能吃苦，我觉得也有点不地道了。如此行为岂不是剥削他人价值，利用他人之举。“为艺术献身”的幌子的确很好听，说起来片中一干队员们的义举似乎有解释了：真就是为了电影《可可西里》而死，死得其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