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序+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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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要开学了……泪下……

第一章 感情的缺失

“如果我要是写自传的话"，我母亲有一次告诉我，“我就会这样开头：1929年5月4日，我出生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几周之后，死了。"

当六周大的Baby奥黛丽染上了严重的百日咳之后，她的母亲，埃拉·凡·赫姆斯特拉，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没有带她去看医生，而是为她祈祷。不幸的是，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终于，由于一阵剧烈的咳喘，Baby奥黛丽停止了呼吸。

就像所有喜欢把故事听过一遍又一遍的孩子一样，她也总是缠着母亲把自己当时“死掉"的情况讲个没完：她的小脸是怎么样慢慢变蓝的，Ella又是怎么拍着她的小屁股使她“死而复生"的……这真是展示虔诚的力量的一个好例子：本该由现代医学处理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Ella这种不让奥黛丽接受常规治疗的做法的确有点不负责任，但不管怎么样，“小小的拍打"和“大大的虔诚"把她从死神的手里夺了回来。

她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教育方式下长大，，这使她从不放太多注意力在自己身上。除了这次“小事故"，我母亲认为她的人生里就没有什么曲折和惊心动魄的了，这种平淡和平凡实在没什么值得写的。就好像她母亲的呵斥“你！根本没什么了不起！"——这也是她自己的观点。

所以，她努力地工作，努力地做一个好母亲，并且努力在各个方面做到最好。

每几年，就会有人向她提出一个比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建议。大多时候是经纪人艾文·纳拉，就是你在前几页刚刚读到的，请她考虑写本自传，并且答应她让完全地自由发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他建议她做的一个关于她的电影和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电视访谈，在这个节目中她可以谈谈她的生活、工作和感受。有关她童年时代，或者加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动机等方面的问题总会把她带入二战年代的回忆。她亲眼见到的朋友和家人所经历的痛苦与艰辛，失去我们认为理所应当得到的一切——和平，自由和民主。她告诉我们，在断粮的日子里，她的兄弟吃的是狗饼干，还有人吃的是郁金香球茎；面包是绿色的，因为唯一可以做成“面粉"的材料只有豌豆。有时，她不得不整天躺在床上看书，以分散注意力而不让饥饿感有机可乘。

她清楚地记得当德国军队攻入荷兰阿纳姆时，作为孩童的所感到的那种恐惧。二战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是在阿纳姆度过的，但由于那里食物短缺十分严重，他们不得不搬去了她祖父位于郊区的家。

她的祖父曾经是阿纳姆的市长。虽然这一点在当时来讲，说优势不如说是劣势，但他们仍是认为在狂轰滥炸开始之后，这里是个比阿纳姆市内安全得多的地方。这样一来，他们离农村的距离就又近了一步。邻居的农家有些为数不多作物和整天吱吱叫的家畜，在本来口粮缺乏的情况下，他们还得把一部分运往城市。她记得那些富人们把他们最昂贵的物品用来换食物。后来，那些落井下石，趁人之危的被叫作奸商，但在那时，一条珍珠项链再华美珍贵，也不能当食物喂饱任何人。

虽然他们在那段时间里从没见过面，罗伯特·沃尔斯德（Robert Wolders），这位与她共度人生中最后12年的荷兰男性，也在二战的后期住在A附近的郊区。他们共同分享那时的一些趣事：有一个农夫，他通过“宝贝换食品协议"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他甚至建了一个地下室来储存这些珍贵的艺术品和古董。当解放之后，他就去收回他的宝贝们，但却发现所有的东西都被水淹了，无可救药了。

对我母亲而言，这次解放也是她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第一次接触。“战时我一直在荷兰，经历了德国的占领和食物的短缺"，她说，“最后一个冬天的情况最糟糕。那时，食物本来就极度缺乏，仅有的一点也必须送往军队。饿死和营养不良当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那是我的营养不良相当的严重。在战争结束后，一个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前身，立刻与红十字会源源不断地给人们带来食物、药品和衣服，给人们以宽慰。当地的所有学校都临时成了战后救助中心。我和其它孩子一样成了他们的受益者。联合国儿童基机会的影响贯穿了我的一生。"

荷兰是全欧洲被占领时间最长的国家之——被侵略的早，被解放的晚。最后几场解放荷兰的战役中，有一场就是发生在阿纳姆的，并且以后的《遥远的桥》便以此为原形。许多年后，我母亲出演《盲女惊魂记》时（我父亲任制片人，讲的是一个盲女和歹徒周旋的故事），此电影的导演，以拍摄了早期邦德系列而著名的泰伦斯·杨，发现她在二战时期住在阿纳姆。作为战时英军的一位坦克司令官，他对二十多年前那次毁掉了阿纳姆大部分城市和周边地区的炮击负有一定的责任。

我母亲和杨的这个联系使他们之间的友情长久了一生，并由此衍生出了不少笑话。杨经常开玩笑地说：“如果我当时下令再向左瞄准一点，现在，我这份与你搭档的工作就要没了！"但其实在我母亲的心里，她还是非常喜欢那炮火连天的那几个日子，因为它们给她带来了自由，带来了无畏——这是当她每次站在一旁等待高唱着代表他们胜利与荣誉的军歌的纳粹军队和随之而来的纳粹党卫军列队而过时的感受。

我经常会被问一些相同的关于二战时情况的问题，比如“奥黛丽·赫本是否真正参与了反抗？"“她的父亲真的是个法西斯主义者么？"。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母亲会以她一如既往的、对自己轻描淡的方式来回答，是的。其实就和其它人一样，还是孩子的她做了力所能及的所有事情来帮助反抗。她曾经在把秘密信息藏在鞋子里帮助传递，因为小孩子不容易被怀疑，士兵们很少留下他们进行检察。我记得她曾经说过，她见过很多犹太家庭被赶上火车，而一个红衣小女孩消失在牲口车车门的门缝里的那一幕使她终生难忘。多年以后，在我观看斯皮尔伯格那细腻感人的二战影片《辛德勒的名单》的时候，我一下子想起了她讲过的那个故事。《辛德勒名单》是黑白片，但是在开场的几个镜头里却有一个穿红衣的小女孩——电影里唯一的颜色。

关于第二个问题，她也会回答，是的，他的父亲确实是个法西斯主义者，而且她的母亲也是。但那是二战之前的事情了。法西斯主义能够迅速得到支持并掌握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它被认为这是一种新诞生的政府形式，它比当时软弱无能的魏玛政府更能赢得民心。这些叛逆地重新解释了这些运动的思想家的直觉和洞察力可以得到肯定，虽然我们对这些运动的结果持否定态度。战争刚刚开始，我外祖父就搬去了英国，在那里他被拘禁在一栋房子里；然后被送去了爱尔兰，但是没有去德国。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和我外祖母二人都没有参加过战争或大规模的破坏活动。他们也许是支持法西斯的一些观点并属于某些组织，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或者支持过这类的行动。我外祖父写过一本关于塞尔特的书，其中认为他们是最先的法西斯思想的创造者。我曾试着读过，但它在我脑中没留下什么印象。

这些理由已经足够让我母亲因她父母的政治和社会观点而对他们产生怨恨的了。因此，她才拒绝了家族的所有贵族头衔，并且选择和我外祖母葬在一起。所以他们搬到了她外祖父那里住。我没见过我的曾外祖父，他去世于我出生之前三年。我母亲很少提起她自己的过去，但是每当她提到她外祖父的时候，我能感到那个形象在她心中的地位：一个她倾注了深深感情的男性角色，一种对父爱在生命中缺失的补偿。即使在经历了二十年这种感情上的缺失和空白之后，当她再次见到她父亲的时候，他仍无法表达自己对女儿深深的爱意和赞赏。

是我的父亲，Mel Ferrer，通过红十字会找到了我母亲的父亲。我父母经常在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所以我父亲感到，这在她的生命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未解之结。终于，由红十字会的消息得知，他还活着，并且住在爱尔兰。我父亲清清楚楚地记着打电话时的情景：我外祖父一接电话，就立刻明白了我父亲的身份。他一直通过报纸关注着女儿的事业和生活。我父亲解释道，他认为一次见面也许能帮助解决他们父女二人之间的问题，他认真地听着，二人无语很久。安东尼·约瑟夫·维克多·鲁斯顿（Anthony Josepy Hepburn-Ruston）回答道他将很愿意再见奥黛丽一面，并且约定好了时间地点：都柏林的Shelbourne酒店大厅。我父母从结婚后一直住在瑞士，他们从Lucerne 起飞，达到后开车到酒店，然后登记入住。和约定的一样，电话铃响起，时间恰好在午餐前。

在此之前，我母亲最后一次见到她父亲是在二战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她正在英国的一个小农场里过暑假。宣战的那天，他冲回来然后急匆匆地把她送到一个小飞机场。于是她坐着英国那时最后的几次航班离开了。她记得那架飞机是桔黄色的，荷兰的象征色。而她的目的地正是荷兰，它作为一个中立国家而被认为相对安全。但不幸的是，仅在三天之后，德国军队就在众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占领了这个国家。而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的那一回首，结晶般地封存了奥黛丽对那已经远去的父亲的最后回忆，沉淀在心底，挥之不去。

所以，我父母下了楼。一个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苍老但绅士风度不减的老人，身着发旧的苏格兰粗尼西服，站在大厅里。我母亲愣住了好几秒才有所反应。老人也僵在那里，不能抬脚走一步，不能抬起任何一条手臂，更不用说给她一个拥抱。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强烈的感情冲昏了他的头脑，他只是不知所措了——正如他这大半生的状态。

这个她整个童年都在日思夜想的人，在现实中却是个感情不健全的病人。所以，她走上前去抱住了他，正如她自己预料的那样。本能地，她在那短暂的一刻选择了原谅，她需要的不是父亲的道歉。这场团聚没有喜极而泣的眼泪——知道这会使他感到很不舒服，所以她忍住了。接下来的午饭和晚饭时间，都被愉快的气氛充实着。我父亲借口逛古玩店，留出时间让父女俩单独相处。

当我父亲回来的时候，发现我母亲正在大厅里等他。他们的谈话已经结束，我的外祖父已经走了。她只说了一句：“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已经没有什么要说或是要做的了。在回家的路上，她谢了我父亲，说这次旅行不知怎么地真的解开了她的心结。她再也不需要见她父亲了，她补充了一句。她母亲在整个二战期间都在倾吐对他的怨恨——他的失踪，他对家里的不管不顾。因此，她必须要亲眼看到他，解开那个结，但当她真的这么做了的时候，确实，心结已了，一切就都可以结束了。

我认为，我母亲事后并没有痛快地大哭一场。也许，她把它们留给了某部电影的眼泪戏份吧。

尽管如此，她一直在她父亲有生之年给于经济上的支持，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她一直很有原则：做自己该做的事，不要让坏心情影响自己的行为。

多年之后，就是在我母亲和罗伯特认识不久后，传来了我外祖父病危的消息。在那次都柏林的相见后，他们只又见过一次面。那时他来拉佩斯堡，我们在瑞士的家，住上一两天。我想那可能是因为我母亲很想让他看看我和我们的家。我对他的印象所剩不多：一个严肃，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让人印象深刻的人。

所以她第二次去了都柏林，这次是和罗伯特一起。她知道，她父亲病情恶化的速度很快，因此他们花了大部分时间陪他在房间里。但是，他仍不能明白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谈了谈自己的马——虽然在那时候他已经没有了。在我母亲的传记中，他常被描写成一位银行家，但遗憾的是，他从来没有过什么真正的事业。他实在是一个喜欢玩玩闹闹的人，并且还是个行家：一个出色的马夫和滑翔机驾驶员，懂得13国语言，对人类学的很多学科都有研究，并且很有创作的热情。在仍无法和女儿沟通的情况下，他告诉了罗伯特她对自己是多么的重要，他对自己未尽到父亲的责任是多么的后悔，他为她是多么地骄傲。

我母亲和罗伯特离开的几天后，他父亲就去世了。这一次，她永远不再回头了。她没有六下来等待参加葬礼，因为他们当时不知道他还能坚持多久，而且她也不想因媒体的关注把这件事弄得太复杂。就众人所知的奥黛丽·赫本而言，“她"的父亲在很久以前就去世了，早就举行过了葬礼。很大程度上，我母亲的婚姻——第一次与我父亲，梅尔·费雷，第二次与卢卡的父亲，安德烈·多蒂，可以说是同一种动力的延续。这两个人都因自己强势又聪慧的母亲而在心中留下伤疤，因为他们的背景，学历和当时的社会准则，没能和他们的孩子有太深的感情交流。“感情的缺失，不是物质可以弥补的"，这是我母亲她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那些年里，经常用来形容那些孩子的。总之，我父亲和多蒂算是同类人。亲身经历过同样遭遇她，有一种本能的渴望去和她的丈夫分担，并帮助他们治愈这心灵上的创伤。当她发现自己不能帮助他们完成心灵补完的时候，她一定非常非常的失望。我们都在探寻不同的路去适应生活：就好像生活在阴暗处的树木，主干和枝杈弯曲成各种角度以接近阳光。来自她童年心灵深处的对拥抱的渴望是那么的强烈，以至于她从来不能理解其它人对待感情的不同态度。但是她与生俱来的浪漫本性使得她这种对补偿的渴望永不熄灭。她希望它的到来自然无雕琢，就好像收到的鲜花，是别人的赠与而不是自己的要求。

我认为，与父母建筑起的第一层关系——爱与信任，无论它构建的成功与否，都决定了我们人生的基调和色彩。那份与我们父母分享或是不分享的信任，很可能影响到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对爱的选择。如果这第一层关系构建失败，我们就会因这感情的缺失而煎熬一生，并以责怪他人未履行他们的爱与信任作为结束——但毕竟，那不是旁人能够完成的补偿。如果父母在我们生命中缺失，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彻底解决由此所带来的问题？她对这个话题太过熟悉了：我们应如何治愈这个一直亏欠孩子们感情的世界？没有人教过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感受，如何认识那些有可能中伤我们真正感情的问题；相反地，我们选择那些已有的工具用以解决。我们学会了如何灵巧地躲避这个话题，把心灵的痛苦归咎于他人以保护自己。

其实，两桩婚姻都有很多很多甜蜜的时光。

虽然我那时太小，记不住我父母在一起的情形，但是我知道很多浪漫的情节——朦胧的烛光，轻柔的音乐。对母亲来说，父亲就好像是希腊神话中的皮革马里翁，一位善于雕刻得国王，最后爱上了自己雕刻出的一位少女。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虽然他的头脑聪明并且心地善良，但他的性格却过于敏感而不好相处。但除此之外，他无可挑剔的品味对母亲事业上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知道他们彼此感到的深深的爱意，我知道当他们那以爱情和欢乐交织成的梦想破碎时，他们所经历的巨大痛苦。“爱是行动"，她后来说，“它不只是言语——其实它从来都不是"。的确如此。“爱的能力，我们与生俱来"，她还说过，“但你要不断地发展它，就好像我们的肌肉一样。"这些是对这两次婚姻的失望积累而成的结论，并渗透着她与罗伯特的新关系所带来的希望。这希望，成为她的动力，使她能够面对帮助那些世界上不幸儿童的艰巨任务。即使，她不能够治愈那些已经留下伤疤的成年人，也许，她还能帮助这些尚未为时已晚的孩子们。

我还记得她和安德烈在一起时，我们在罗马的那些快乐日子：午时家里的餐桌上，无论什么话题都是轻松愉快的。我将那段日子视为珍宝，不仅因为安德烈是个很好的继父，更因为我们是个真正快乐的家庭。她和我父亲的关系结束后，二人联系次数屈指可数，而也许这次，她对婚姻的失望并不像上次那么强烈——我母亲和安德烈在离婚后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第一次梦碎留下的伤痕最重。她非常希望保持和安德烈的友谊，这样二人便可以继续一同抚养卢卡。

不管怎样，爱无对错。唯一让人悲伤的，是两个灵魂无法融合。由她父亲所造成的，留在她心中的那咆哮着的爱的空洞，应对这两次婚姻的失败负一定责任。它唯一的价值就在于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这就有点像是西西弗斯，日复一日地推动着巨石接近山顶。如果你不明白这其中的规则，无论你多么努力，最后几步的困难永远无法克服。但恰好是这份向往，这份渴望被爱的真诚，让她很多时候都生活在自己营造出的那男女都希望拥有的完美爱情的无力幻想中。

我母亲对她丈夫的爱是毫无保留的，她将自己的婚姻保持到尽可能的长度。她没有做的，是在她需要的时候大声说出来让大家知道，是划清家庭成员的关系之间应有的界限。受够了一个专制母亲的她，渴求的是一个充满着关心和爱意的世界，但是，她却选择了两个不得不还在学着处理自己感情问题的男人——就像她晚年为之奋斗的孩子们那样，由于家庭不幸，他们婚恋等方面的成长危机并没有很好的克服（参考心理学荣格的成长危机理论）。她对感情的信念很简单：如果你倾尽全部心力去爱一个人、照顾一个人，那么他/她的回报会是同样的。而当我们发现现实其实本不如此的时候，真的好失望。

我记得我兄弟卢卡告诉给我的，他和我们的母亲一起去参加她一个好朋友的葬礼的情形。当时十四岁的卢卡，被母亲要求做了其中一个抬棺人。在大家散去后，她试着表达自己的感觉，以解释死亡。卢卡看着她，抱着她，告诉她自己已经明白了。她那么激动，是因为她的好友死于癌症，这个与她共同度时光的人永远离开了；她那么激动，是因为对年迈的恐惧——并非出于时间在脸上留下的痕迹，而是出于对生活的大彻大悟而带来的绝望。

但她在生活中是个坚强的人：很有自己的主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像别人形容的那样——内柔外钢。她生命中的最后十二年，是同罗伯特·沃尔德一起度过的。他们有很多的共同点，虽然二人之间并不是毫无矛盾，但那一同经历的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日子足以使他们相守到生命的尽头。

所以，艾文·纳拉鼓励我母亲写下她的故事，就像她在那些采访中那样的叙述方式即可。但作为一个热切的读者，她对好文章的尊重和崇拜使她非常担心自己写出来的是些肤浅无意义的小品文。每次我们在午饭时间讨论她新的自传建议时，她都会说，一旦大家认识到她生活的平淡无奇，编辑们就会坚持让她加上点“关于某人的某事"来增加“趣味"。所以，她绝不会写什么自传。她希望我们的私生活能够得到尊重；一旦条件允许，她就从聚光灯下的好莱坞搬到了瑞士，在那儿，她可以享受一份简单的生活，像普通人那样被看待。瑞士是个六百多年来都没有过战争的中立国家，这对饱受战争摧残的她来说，意味非凡。当然，在得知战时瑞士政府大量冻结犹太人财产，在得知一些瑞士公司仍为法西斯制造特殊钢材，还有瑞士政府拒千百犹太人于边境之外——虽明知他们返乡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之后，母亲对瑞士的感情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这就是为了维护所谓的“中立"而付出的代价！可见，真正的中立，其实并不存在。